本文围绕活动主题，就专家讲述的主要观点进行概述，同时列举一些访谈时专家提到的翻译实例，以期能让更多的译者从中学到对自己有用的翻译知识。
翻译要准确理解源语本身的含义
所以，翻译追求“信”“达”“雅”，“信”是前提和基础。
任小萍大使举例说，王毅外长在一次记者会上提到印度军队进到中国洞朗地区时指出，“印度军队得老老实实退出去”。有人将“老老实实”翻译成 “honestly”，“honestly” 在英文里表示“诚实地”，用在此处不准确。这里的“老老实实”表示的是“无条件地”、“没什么可说地”的意思，而不是“诚实地”的意思。正是因为译者没有理解源语“老老实实”在此处的准确含义，所以才导致了这一翻译错误。
徐明强译审举例说，有一次他们在翻译“水”的时候，源语中提到了三种水，分别是上水、中水和下水。要把这三种水翻译准确，首先要理解这三种水分别指的是什么水。一般而言，“上水”、“下水”容易理解，“上水”指的是饮用水，“下水”指的是污水，而“中水”就不容易理解。他说，有人将“中水”翻译成“middle water”，这说明译者根本就没有理解“中水”的准确含义。其实，这里的“中水”指的是经过处理的水，这水不能喝，但能浇花、养鱼。所以，这里应该把“中水”翻译成“recycled water”。
王复译审举了一个翻译“卫星城”的例子来说明准确理解源语的重要性。她说，有人将其译成“مدن كأقمار صناعية”，虽说字面意思全都译出来了，但是阿拉伯读者看不懂，他们看到这个译法，会认为城市都像卫星一样在转动。这种译法没有把词义的关键“从属”关系译出来，正确的译法应该是“مدن تابعة لمدن الأم”。
隋然教授举了一个俄语翻译因没有弄明白词语而出现误会的例子。他说，在一次谈判过程中，中方译员将中文的“我们要求……”译成了“мы требуем……， ”，俄方勃然大怒，拍案大吼：“Какое вы имеете право требовать！”。引起俄方不满的原因是中方译员没有把“要求”翻译准确。在中文中，人们提出诉求时经常使用“要求”一词，但在俄语中则需要根据情况，区分“要求”和“请求”的使用，也即 требовать 和просить。所以翻译时首先要把语言的本来意思弄明白，这样翻译后才能搞准确。
徐耀庭译审举了他职业生涯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例子，他说这个例子让他着实出了一身冷汗。他说在一次核稿时发现，中文原句是“我们对美方承诺不向台湾出售武器表示赞赏”，而日文译成了“われわれは米国（アメリカ）が台湾に武器を売っていないと約束したことを賞賛する”。这句译文完全背离了中文的原意，译成了“我们对美方承诺没有向台湾出售武器表示赞赏”。这句译文关键错在了用词的时态错误上，没有把“不”和“没有”区别开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翻译要符合目标语的表述方式
徐明强译审说，他为了让自己翻译的英文“更像英文”，经常采取三种处理方式：一是加法，二是减法，三是转换法。关于翻译的“加法”，他举例说，如果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历史事件直接翻译，外国人一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遇到这种情况，必须进行解释性翻译，或增加注解，即通过适当增加一些原文中没有的内容，来帮助外国读者理解这些历史事件。他还以“新中国”的翻译为例，有的外国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才叫新中国，所以在翻译这个词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上1949年的时间。同样，在翻译“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加上1978年的时间，这样外国读者就很容易理解。关于翻译的“减法”，主要是指在作中译英涉及到国外的事情时，外国人一般很熟悉，中文稿件中的一些解释性文字如果全部翻译成英文，外国人会认为这是画蛇添足，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适当减少一些多余的文字。
如翻译“狄更斯、巴尔扎克”等文学巨匠时，就要将中文稿件中说明他们是哪个国家的诗人或者文学家等信息删掉，这就是翻译的“减法”。关于“转换法”，他举例说，在翻译“斤、两、亩、里、元”等量词时，如果直译，外国读者一般很难准确理解这些量词所表示的量的大小，遇到这种情况就必须进行转换处理。如果译文只是针对英联邦国家的读者，就应该将这些量词转换成英制；如果是针对全世界的读者，就应该转换成公制。转换以后，外国读者对这些量的概念就能准确理解，这就是他所说的“转换法”。
侯贵信大使指出，我们经常会在中文的同一段文字中见到“积极”“有效”“切实”“着力”等多个副词，中文这样的用词重复，起到了强调的作用。而法文则相反，用词尽可能避免重复，同样的意思用一个形容词或副词就足够了，如果在中译法时，将中文中类似的词重复翻译出来，法国读者读起来就会感到很别扭。
王复译审指出，要想找到更符合对象国读者思维习惯的表达方式，不妨多将自己的译法与对象国本土化的表达进行比较，她认为这是提高翻译实践能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她举了一个翻译“被催族”的例子。所谓“被催族”，就是指现在的一代年轻人，被家人催着结婚、催着找对象、催着找工作、催着生孩子等等。“催”如果直译成阿拉伯语就是“استحث”，但是阿语读者很难懂。她经过比较发现，阿拉伯人将这个词译成＂الذين يواجهون ضغط……＂（压力一族），而这种译法与中文的“被催族”基本相同，而且在阿语读者中非常通俗易懂。
钱敏汝教授指出，不管按照哪一种理论，在翻译作品时，有三个方面始终是关键的要素：作者的原意、译者的理解、受者的感悟。任何一篇译文都是“融神”之作，在翻译的过程中是作者和译者的“融神”，融神的结果就是译文，翻译的最高境界就是“融神”的最佳状态，每一个翻译过程都是译者在不断选择和确定到达这种境界的途径。
翻译俗语俚语要尽可能找到对象国类似的表达方式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专家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关于“说曹操曹操就到”的翻译。汪晓源大使说，如果把这句话直译成西语，西语国家的读者很难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如果在西语中寻找一下，他们也有类似的说法，完全可以把这句话翻译成“Hablando de Roma， el rey asoma”（中文意思是：“一提到罗马，皇帝就现身”），这样西语读者立刻就明白“说曹操曹操就到”的准确含义了。
关于“白给的包子，你就别嫌面黑了”的翻译。汪晓源大使说，如果将这句话直译出来，西语读者只能勉强理解基本意思。如果将这句话翻译成西语的一句俗语“Al caballo regalado no hay que mirarle los dientes”（中文意思是：“白送给你的马，你就不要再看它的牙，嫌它老了”），西语读者就能准确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关于“敲门砖”的翻译。汪晓源大使说，汉语中的“敲门砖”，在西语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只是不用“砖”这个词，而是用“石头”来代替。所以，在翻译汉语的“敲门砖”时， 翻译成“piedra de toque”就比较好，西语的意思是“敲门的石头”，西语读者一看就明白。
关于“如雨后春笋”的翻译。郭大文译审指出，俄语中也有一句与此意思完全相同的表述，那就是“如雨后的蘑菇”，尽管它们借用的形象不一样，但表达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将这个词组的“笋”翻译成“蘑菇”更容易让俄语读者理解。
关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翻译。郭大文译审说，俄文中也有一个意思与此相近的俗语，那就是“一旦喝奶烫了嘴，再喝凉水都要吹一吹。”表面上看，两者借用的文字、喻体形象完全不一样，但在翻译的时候，将这两句话对应翻译却非常贴切。
关于“ÉL actúa como Petro entróen su casa”的翻译。汪大使说，这句西语直译的意思是“就像彼得回到自己家一样”，中国读者听了一定会不知所云。这句话在汉语中很难找到一个与此完全对应的俗语。要让中国读者读懂这句话，就必须将这句话直译出来，然后再作一些补充性的解释翻译，否则就不能很好地把源语的意思表达出来。这句话可以翻译成“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可以随心所欲了”。类似的句子还有“Le cae como el anillo al dedo”，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正好像戒指套在手指上一样”，如果不作补充翻译，中国读者也不甚好理解，所以这句话也得作一些补充性翻译，如可以翻译成“正好像戒指套在手指上一样——恰如其分”，这样就容易理解了。
任小萍大使举了一个外交部翻译如何准备总理记者招待会的例子。她说外交部的一个女翻译，根据工作安排她要担任温家宝总理记者会的翻译，为了翻译好这次记者会，她作了精心准备。她在看新闻时，注意到新华社一篇关于温家宝总理替农民工讨薪的报道，这个农民工叫熊德明。根据这个名字，一般人会认为熊德明是个男同志。但外交部的这位翻译为了搞清楚熊德明的性别，她认真查找了相关材料，经查熊德明是一位女同志。结果，在记者会上就有记者向温家宝总理提了这个问题，温家宝总理给予了认真解答。这时候，外交部的这位翻译在提到熊德明翻译时就用了“she”。如果这位翻译没有提前搞清楚熊德明的性别这个小细节，在翻译时用了“he”，这样就闹出了笑活儿。
徐明强译审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他在参加评鲁迅奖的时候，一个译者将“lower Manhattan” 译成了“从窗口往下看”。此处的“lower”不是“往下看”的意思，而是指“下曼哈顿”。所以，“lower Manhattan”应翻译成“曼哈顿的南端”。
徐明强译审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一次考试中，一个中译英的题目里提到了“琉璃厂”，居然有好几个考生将“琉璃厂”翻译成“Liuli Factory”，还有的干脆翻译成 “Brick Factory”。出现这样的翻译错误，一种可能是考生不会翻译，还有一种可能是一些考生不知道琉璃厂是一条文化街，而把它理解成是一个factory。
任小萍大使举例说，她曾经在一国际航班上看到一本航空杂志，中国的一个大企业在该杂志上作了一则广告，五句英文广告语的第一个字母连起来是一个英文单词“cuckoo”（杜鹃），这也正好是该公司的logo。但是，该公司忽略了一个问题，“杜鹃”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好鸟，有成语叫“杜鹃啼血”，表示忠贞；而在西方文化中，“cuckoo”还有“疯子”的意思，有一部获得奥斯卡奖的美国电影叫做 “飞越疯人院”，英文就是“Flew over the Cuckoo Nest”。在西方如果说谁是cuckoo，就表明“这人真实疯傻”。所以翻译像这样标识性的单词，就要有文化意识，一定要考虑文化差异。
徐明强译审以翻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附录里面提到的“腾笼换鸟”这个成语为例，他说，把鸟关在笼子里的做法在西方是不允许的，这就必须从文化视角来考虑翻译问题，如果把这个词语翻译出来，在西方就会引起不好的反应，所以专家们经过讨论决定不直接翻译这个成语。
王众一译审指出，日译汉也好，汉译日也好，都需要有深厚的语言基础，还要有好奇心与观察力，站在母语的立场上观察对方语言与母语的差别，去琢磨为什么这句话在母语里这么说，到对方语言里要那么说。比如中文说“未婚妻、未婚夫”，而日语里没有这个词，只有“婚約者”，这跟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文化，包括法律的差异有很大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婚姻不是通过法律，而是由双方家长指定的，指腹为婚都可以，所以叫未婚夫、未婚妻是可以的。日本没有这个概念，只是从法律意义上规定谁是谁的配偶。不理解中日文化的不同背景，遇到这样的情况就很难翻译准确。
王众一译审还指出，由于历史和价值观的差异，有些词意思虽然基本一致，但在褒贬义以及感情色彩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果不能恰当处理，也会惹出大麻烦。他举例“共存共栄”一词，由于抗日战争形成的集体记忆，这个词在中国已经臭名昭著，而在日本这个词却没有恶意。遇到这个词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不快，一个好的翻译就应该有策略地将其翻译成中国人习惯的表述方式，如可以翻译成“和平共处，共同繁荣”。
专家们一致认为，提高翻译水平和能力需要掌握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但仅凭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不可能炼成成为一个高水平的翻译。翻译能力与水平的提高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在掌握基本的翻译理论、翻译方法及翻译技巧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口、笔译实践才能逐步实现。只要打下坚实的翻译基础，再进行大量的翻译实践，翻译能力和水平就会不断得到提升。